时代背景——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能否成功的关键。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纵观十几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因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消除了大锅饭的社会惰化，所以成功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渴望那无边的蓝天，
我仰慕那高高的山巅，
我希翼儿时的梦幻，
成为永远永远的画卷。”
金安在叙述他的经历前，深情地朗诵了这四句诗，我惊喜地扬起了眉毛。
金安身上有一种浪漫的诗人气质，令我惊讶和欣慰。我平生最怕与呆板机械，语言乏味的人交谈，金坝惺人韵味，时而奔放热烈，时而忧郁沉静，无疑对我具有吸引力。
他首先向我叙述了他的童年──
“我最想留住的是十二岁以前的岁月，我真希望自己永远没有长大。从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灾难深重，暗无天日的二十年，我常常做着同一个梦。梦见童年的我，在溜冰场上大显身手，流星般飞驰旋转，在黄河波浪里同小伙伴们嬉戏玩耍，跃上浪尖，又纵入谷底。那时的我，健康活泼，淘气作恶，因为是长子，备受父母呵护慈爱，对未来充满憧憬。现在，就是用尽我能想到的所有美好词藻，也不能完全表达对自己幸福童年的礼赞和崇拜。”
接着金安语锋一转，用悲伤的语调叙述了他患病之后的经历：
“在病初几年内，我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公费医疗。父亲没转业前，是武汉部队军官。我曾在武汉陆军总院，接受了两年多很好的治疗和护理。两年多高昂的医药费，全部由父亲所在部队承担。但再生障碍性贫血，毕竟是目前医学界不治之症，因血小板、白血球、红血球、血色素等全血低，感冒、发热、咳嗽这些小病，便可能引起内脏或脑部出血，随时可能死亡。在陆军总院两年多里，因服用大量治疗激素，我由一个清瘦男孩，变成了一个胖墩墩全身虚肿的胖男孩，最后还是带着‘死缓’的帽子，在医生摇头叹息和悲悯的目光中，被父母接回家去。”
金安说，他最惨的日子，是在不能报销医药费也不能再输血的日子。七十年代末，社会衰退的经济现实，使国家已无力再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下全民供给制，政府不得已进行了体制改革，实行了市场经济，打破铁饭碗，要求全国人民发挥能动性，自己找饭吃。他父亲所在的企业单位，在市场竞争中濒临破产，工资没有保障，连弟妹一家六口的吃饭成了迫切问题。已没有多余的钱，为他负担那像大山一样的医药费了。他一个月二十元病假工资，连塞牙缝都不够，而他日益衰竭的身体，日益加重的病情，使他已丧失了独立谋生糊口的能力。
金安说到这里，整个面孔淹没在哀痛的阴影中，他低沉悲怆地又说：
“人之所以觉得生活美好，生命美好，是因为有光辉美好的未来和前程，在召唤着他们，鼓励着他们。当一个青年完全失去了前程和未来，完全失去了自信和自身价值，他就会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样，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我失去了一切希望，毫无生之眷念，除了坟墓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只想闭上眼睛。我不愿再给家人添累赘了，我不愿再给单位、社会添负担了，不愿再给医院添麻烦了。既然已走到绝境，一切都不值得扼腕叹息了，就让我早一点结束这毫无价值的生命吧！自杀虽不是光彩的事，却可以结束人生惨痛。
“我选择了死亡，服了一瓶安眠药。一个微如芥草的生命，就要默默消失了。没有苍松翠柏，虹霓贯宇，地球照样运转，大海依然奔流，高高在上的富裕幸运的人们依然欢笑，如蝼蚁似的社会底层人群，依然蜷缩、爬行、挣扎。
“可我却被及时发现了。经过洗胃抢救，我又一次被从漆黑静谧的死亡幽谷中，拽回到无望无告凄惨的人生困境中了。”
“被抢救过来以后，我哭了，我悲呼着，为什么要抢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死亡可以让我永远安息！而活着需要挣扎，需要流泪，需要承受千般痛苦，万般磨难！我已没有能力去承受，去挣扎了！”
“你为什么不向社会求助，登报，向社会披露你的困境，让富有同情心的人捐款呢？”
他那充满悲怆的命运感叹调，使我泪眼模糊了。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很多人都在无助无奈的水深火热中挣扎，与我类似的情况，我想是很多的。如果人人登报求助，报纸恐怕也登不下了。”金安淡然答道。那悲伤绝望的表情又被他过滤成平淡和漠然。
我耷然无语了。室外月亮被乌云掩去，漆黑一片，好像起风了，大风刮得室内灯光颤抖了几下。我感到那呜呜的风声，宛若有人在黑夜中，哀怨悲切地哭泣。
金安从沙发上站起身，向门口走了几步。背对着我，弓着肩，怕冷似地，双手交叉，抱住双臂。
自杀难道仅仅是一种软弱吗？人生痛苦时，死亡实际上是一种超脱。不是人人都有这种超脱勇气的！看着金安有些佝偻的背影，我不禁肃然起敬。我想起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借维特之口，说出的一番对自杀的辩解：人的天性有其界限，它能承受欢乐、悲伤和痛苦，但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天性就会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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