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永城地价，一般田地一亩只有二三百w县城周围的好地也不过五六百文。一只羊就可以买一两亩地，这种事情杜中宵前世根本就不敢想。当然，中原地区地广人稀，旱涝无常，地价与其他地区比起来要低一些。但即使涨上十倍，一亩地两三贯钱，其实也不高。
与此相对应，此时米价一斗五十文，雇人佣工，官价一般是一人一天一百文，民间价格稍低，一日五十文还要管饭。勤快一点的，努力攒上几年，就可以买上几十亩地，做个中农。
地价、米价和劳动力价格的比例，反映了很多问题。此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中，土地多少并不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其他的生产资料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再刨去牛价较低，答案也就很明显了。各种各样的农具才是农业生资料中的大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把地价向高了按一亩一贯算，三十亩地不过三十贯，而置办各种农具，却同样要三十贯。亩收一石，则年产粮食三十石，已是典型的中等户了。
以此时的劳动力价格，努力劳作，看起来十年之内就可以脱贫，成为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到现在大宋立国近百年，主客户的比例其实没多少变化，就连五等户比例也变化不大。
出现这种局面有很多原因，如天灾无常，一次大灾就容易让多年积蓄损失一空。比如差役沉重，农民并不能安心劳作。但最重要的，还是做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之家对这个时代的人，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这一点让杜中宵很不理解，后来看清楚了这个时代的阶层变动之剧烈，也就释然。想自己家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之家，父亲进京赶了一次考就破产，要不是杜中宵有后世的知识，还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翻身。吴克久原是一县之豪，视自己家为奴仆，仅仅几年时间，连酒楼都支撑不下去。
简单地说，这个年代持有资产是有成本的，国家税赋是资产税。如果手里的资产不能带来收益，会迅速被各种税赋抽光。中农恰巧处在这样一种位置，朝廷压下来的负担大多都是压到他们这一条线，只要收成差一些，税赋和差役抽血就会特别严重。一遇意外，便就跌落成为贫下农，甚至成为雇农。如果把差役算上，中农的生活并不比贫下农和雇农优越多少。
土地不只是收租，还是朝廷分担税赋的重要标准，土地的持有成本很高。做地主，不但要有地，还必须找到替自己耕种的人，地荒在那里，是要用自己的家产填税赋的。便如吴克久一家，因为得罪了杜中宵，杜中宵刚好考上了进士，他家的酒楼不但不赚钱，还一直向里面赔钱。地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旦找不到承佃的人家，地租不出去，朝廷收起税来一点都不客气。
地里的收成不好，雇农不过渡荒，地主却还要继续承担朝廷的税赋。把雇农逼得紧了，大不了一走了之，换一家继续种罢了。按此时流行赊欠的规矩，说不定生活还能够得到改善呢。宋朝废除了地主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是各种契约，且有期限，地主缺少把农民与自己的土地绑定的手段。
这种手段，除了农奴制，还有一项就是高利贷。也就是用金融手段，把土地与农民绑在一起，买卖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耕种这块土地的农民，土地才会特别值钱。这个时代由于对高利贷的打击，地主恰恰缺少这种手段，他们要负担土地资本风险的成本。
这个道理说穿了，就是雇农的稳定性不足。杜中宵前世的工厂，如果工资一日一结，工人的流动性会非常大，不是特别缺人不会这样做。当人力更加富裕，资本家会连工资月结都不满足，倾向于用年结的奖金绑定工人。这样还不满足，会让工人负债，寅吃卯粮，让你不敢走。地主控制农民也是一样，高利贷最大的作用不是剥削农民，而是控制农民，提供持久的剥削才最符合地主的利益。
杜中宵研究这些，不是要分析这年代的阶级关系，那些伤脑筋的事情会有王安石等喜欢做学问的人去做。杜中宵需要知道的是，自己要发展科学技术，推动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开工场，办企业，工人从哪里来。明白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才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
这样的时代，不需要圈地革命把农民赶进城里，那是面对农奴制资本家采取的手段。也不需要土改分田，大把的荒地在那里，有人力，工具足够便宜，自然会开垦出来。现在需要的，是把有限的人口聚集到城市周围，有了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工业才有足够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不是说要城镇化，而是要集中精力改造城市周围的土地，能灌溉，旱涝保收的土地才会吸引人。客户占人口的三分之一，把这些人利用好了，便就足以保证工人的来源了。换句话说，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制造问题倒逼发展。
现在工业的第一步，是大量制造好用而又便宜的农具，蒸汽机也没有这个重要。这便是杜中宵让人去买《耒耜经》的原因，从犁开始，建一个制式化的制造农具的工场。并不需要规模多大，只要摸索出了经验，形成了制式，以后甚至可以推广到每个州去。
把这些想法重新再理一遍，杜中宵坐下，喝了口茶，轻叹一口气：“但愿我想的没错，也不应该有错啊。做事情，当然是先挑容易的做。自己工科出身，当然要挑自己最熟的下手。”
做农具最重要的是什么？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