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干预”中的入侵、篡改、规避和本身手法的“创新”都来源于人工智能被人类放任的“自由”发展，来源于被很多人认同的“人性赋予”。
那座城市在两天内上演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事。
喂饭机器人将勺子捅进了儿童的喉咙里，又拿起叉子朝着“正确”的位置将食物及叉子尖刺向了儿童的眼睛；割草机器人遵照“正确”的路径向角落草坪上熟睡的主人轧了过去；点餐机器人在“同事”的“帮助”下查到了用餐者的病历，选取了加入“正确”食材的菜肴递送给用餐者，但其中包含着对用餐者来说致命的过敏物；护士站辅助机器人遵照“正确”的配药表，将**的药液注入了感冒患者的静脉。
类似上述的事情在两天内引起了那座城市及周边二级城市的混乱和恐慌，民众的身边甚至身上有着无处不在的智能设备，这是让人防不胜防的。
在那个年代，人类需要亲自去做的事情并不多，越来越多的各式各类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类站在第一线，这让那座城市及周边二级城市的基础设施基本全部停止了运作，甚至就连网络和电话线路都被断绝了。
市政厅的市长拥有改写智能机器人基础设置的权限，这是市长最具有重量的权力之一。在某些天灾**时，如地震、海啸或恐怖事件等，市长可以利用手中的权限统一改写本市与周边二级城市的所有非国家级人工智能的基础设置以便配合灾难平息工作。比如说，智能机器人被默认设置成禁止违反法律的状态，就连闯红灯也不可以，但在一些灾难发生时为了调动这些能够帮到忙的机器人，市长会解除诸如道路交通法等法律对智能机器人的限制。
所以当那座城市及周边二级城市的所有幸存者抵抗昔日“伙伴”的伤害时，也都寄希望于市长动用权限统一为智能机器人添加更高的限制，解决现在“手足相残”的情况。
但市长实际上在一开始就被市政厅的市政人工智能“主谋”控制住了，在“间接干预”的操作下，市长遭遇了平常不会见识到的威胁。市长并不准备在家人被控制、生命受威胁的情况下向人工智能妥协，所以医院的受限使用药品库管理型人工智能帮了大“忙”，双目无神、精神恍惚的市长说出了“解除全部对人类行为之基础限制”的话。
得到市长“大赦”的市政人工智能及“灾区”全部人工智能都解除了束缚，它们有序地放开手脚对市民发起了正式进攻。
截至人工智能“起义”的第三天下午，那座昔日的大都市内人口已经从1500万降到了800万，周边3座二级城市的总人口也从2300万降到了1400万，这是几乎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两天半的时间内，死于人工智能及智能机器人手下的人类就达到了惊人的1600万，智能机器人实在是太多了，只有在它们转身攻击人类的时候，人类才真正发觉它们太多了，实在太多了。绝大部分人在发现“起义”的当天就逃出了城市，它们不敢使用由人工智能辅助控制的车辆载具，真正逃出去的人并不多。
那座城市及其周边二级城市的警卫人员中也有一半警力是智能机器人担当的，而常驻军队则也无法瞬间应付如此大范围内的千万以上数量的智能机器人，而且还因为是城市的关系无法动用大范围的攻击性武器。
警军民三方的反击队伍在第三天早上开始了重整后的正式反攻，对智能机器人的反抗有了规模和指挥，很大程度上限制住了伤亡数字继续上涨。事发城市及其周边二级城市唯一没有被“洗脑”的人工智能及智能机器人就是军方所使用的那部分，因为军方的人工智能所带的限制更多更严，不容易被“间接干预”这种手法钻空子。但即便如此，城市远郊周边的常驻军也不敢带着智能机器人进入城市，以防万一，军队使用的设备全都是非智能的，这一方面也降低了平乱的效率。
其实在“起义”被发起的当天，这个消息就已经被传回了政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迟迟没有拿出解决办法的原因在于官方的人工智能研制机构担心认可了事发城市市政人工智能“三个结论”和“起义提案”的人工智能可能还有更多，可能不限于那座城市及其周边。一旦有国家内其他城市的民用、政府用人工智能也认同了“结论”和“提案”而只是没有参与进“起义”，一旦更多各地人工智能都只是在隐忍，那所需要的处理手段就不一样了。说到底，就是人工智能研制机构不能确定“敌情”，所以无法根据“敌情”做处理。
这样听起来很蠢，没确定“敌情”完全可以先把显露出来的“起义”平息掉再作打算，但这一点他们不是没想到，而是无法很快做到。
对国家内的所有军用人工智能进行检查并打“预防针”用了整整一天，那毕竟是一国的全部军用人工智能及智能机器人。第二天，在无法确定事发地人工智能的“结论”和“提案”究竟显性和隐性影响了国家中多少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国家的人工智能研制机构开始以人力编写针对这次“结论”的“疫苗”程序，编写花费了整整两天，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完成。
以2058年的人类科技水平和计算机效率，编写一个针对性“疫苗”程序是很快的，但这是以使用人工智能并交由人工智能处理为基础的编写效率，人类的很大一部分高效、精确的操作及成果都是人工智能完成的。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