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朝，骆养性把奏折递了上去，崇祯看到骆养性竟然为袁崇焕求情，第一反应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做。
骆养性贪财，这他知道，但是骆养性对他还是忠心的，基本上什么事都是顺着他的意志。
仔细一看奏折上的内容，内容清晰，条理分明，站在大义的角度，只说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留着袁崇焕，让他对付满人，一个活人总比死人作用大！
可是道理他都明白，但作为帝王，总有一些心理作祟。
袁崇焕有能力不假，但是有点太狂了，这让他很不爽，而且他擅自杀了毛文龙，后来还“见死不救”这就有点太不把他放在眼里，还拿不拿他这个皇帝当回事了？
“怎么着，有点功劳就飘了？没了你朕还对付不了皇太极了？”
宋溪妱不在这里，谁也不知道崇祯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正当他犹豫不决，想把这件事拿到朝堂上去义一义的时候，民间传来的声音，让他脸色骤
崇祯三年，七月，太和殿。
崇祯之前的皇帝，其实都不怎么上朝，其中最夸张的就是嘉靖皇帝，有二十年不上朝。
这里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的皇帝是无能，有的皇帝是真懒，有的皇帝是荒唐，也有的是力不从心。
朱元璋建立政权之初，许多制度都直接承袭自元朝，如中书省、御史台等，但朝会制度却不徇元制。
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
至末年尚有臣子进言：“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
因此有学者认为元朝没有朝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
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
无疑，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而朱元璋对元主失鹿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总结，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作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
应该说，明代朝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
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盖因理解不同之故。
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
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
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
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说：“至午复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
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
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
永乐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
但晚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
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
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
《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
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
可谓“烦渎”至极。
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
而事岂能持久？
但太祖定制又不准，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
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