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崇祯皇帝虽然不打算看着熊文灿违反体制，擅杀黄石这样等级的武官，但心中同样也对黄石这个“先帝旧臣”不是没有芥蒂，至少是不准备把他重新启用到辽东战场的——拒自从建奴两次南下劫掠，罪督袁崇焕伏法以来，启用黄石的呼声一浪接着一浪，但都被崇祯皇帝给压了下来。
总之，崇祯皇帝对黄石的看法是很矛盾的，既承认他的才能，又对提拔他很有抵触，最后便把黄石丢在南边冷藏下去，除非辽东战局实在崩坏到了极点，才会把他拉出来顶上去……所以，黄石的这一封捷报，就让崇祯皇帝深感纠结：虽然他早就知道琉球的求援，而大明庇护藩国也是理所应当之事。但黄石没得到内阁的批准就出征日本，那就是“私自出兵，形同叛逆。”，何况日本还是洪武大帝钦定的“不征之国”……
哎，罢了罢了，毕竟是打了胜仗，封赏固然不能给。擅自行事的罪也就不治了——以目前大明之时局，万一实在败坏到没法收拾，或许还是需要仰仗黄石这个百战百胜的名将出马呢！只要掐住他的钱粮命脉，就不怕他飞上天去……所以，在这份报捷奏章上批了“知道了”三字以后，崇祯皇帝也就没有继续多想了。
不爱钱财美色的武将，固然让皇帝感到警惕，但是那些贪财好利的武将，也同样让皇帝感到头疼。比如说这个登州镇，乃是最近这几年才崭露头角的一只力量，那个叫陈新的辽东逃民，不过是捐官出身，眼下居然也积功做到总兵了，俨然已是登州镇首脑。他在登州开屯田，兴海贸，练兵剿匪，干得有声有色，一身本事似乎不在昔年的黄石之下。且在崇祯二年鞑子入寇之时，这个陈新更是主动率军勤王，于京畿郊野阵斩六百鞑虏，立下大功，喜得崇祯当时便赞他为“朕之戚少保”，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黄石的影子。
相比于依附阉党的黄石，陈新此人的气节倒是十足的，当年还是个小小千户的时候就敢痛骂崔呈秀，对阉党大员不假辞色，也决不和关宁诸将同流合污，一个辽东逃民能有如此气节，实在难得。
光看表面，此人必为朝廷栋梁，但崇祯皇帝在最初的高兴劲儿过后，命人搜集情报细察其作为，却发现陈新眼下俨然已是割据一方的诸侯，不但所募兵马大大超出本镇兵额，而且整个登州镇的军民事务，皆由陈新一言而决，各种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强占民田之类的不法之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朝廷政令在登州还不如他陈新一句话顶用，连锦衣卫、东厂的探子都难以混入其中，说是国中之国也不过分！
（明末锦衣卫的情报能力距离京城越远就越糟糕，在山东还行，到广东福建就已经差不多聊胜于无了。）
虽然目前登州镇的兵马还能听朝廷调遣，但和以祖大寿为首的辽镇一样，也已是尾大不掉，只因各个军镇之间的互相牵制，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即使登莱巡抚孙元化在登州还有一支辽兵，但依旧没法遏止登州镇的日渐坐大……看来是时候需要扶持新的势力来制衡一下了，比如那个斩首八十的勇士王斗就不错，说不定还能借此改变宣大弱于辽东之形势。哼哼，等到时局好转一些，看朕怎么收拾你们这些跋扈军将！
“……朕之戚少保，哼，这是想当曹操吧！朕可不是汉献帝！”
朱由检一边如此冷哼着，一边翻开了登州镇总兵陈新的奏折，随即渐渐眉头紧锁——除了一开始老生常谈地要钱要兵之外，陈新居然还很奇怪地在奏折里提及，要朝廷提防一群盘踞在琼州边远之地的海寇，叫什么“髡贼”，甚至还写了“髡贼乃国之大患，其为害远较东虏为甚!”这样夸张的话……这就让朱由检感到十分费解了，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山东大军头，却跟几千里之外的一伙海寇为难？真是怪哉！
说起来，这“髡贼”之名，崇祯皇帝倒也有所耳闻，早在崇祯二年，便有其侵扰琼州临高县之奏报，但髡贼仅占据“百仞滩”一地，依托悬崖立寨，靠海上快船进出，临高地方曾多次进剿，可惜驹失利。崇祯三年，两广总督王尊德为剿灭该股海寇，曾发大军围攻，然而虽然野战击败了髡贼，但髡贼借百仞滩之奇险地形，结寨凭火器死守，又发快船截断运粮航道，致使大军大败，功亏一篑。随后，髡贼又遣快船蹿犯广州，幸而为当地乡勇所退。接下来的时光里，这髡贼倒也平静无事，只有郑芝龙盘踞的中左所被海寇袭破之事，或许是髡贼所为——但这郑芝龙左右也不过是另一股招安海寇，对朝廷而言，死亦不甚可惜。
总而言之，凭着闽粤地方官员对髡贼的详细奏报，崇祯皇帝自认为对这股髡贼还是有着比较清楚的概念的：“……琼州府临高县有海寇，盘踞于百仞滩，筑寨曰百仞城，人称髡贼。髡贼自称先宋苗裔，崖山之后，流落至海外澳洲之地，称澳洲人。其人髡首琼面，身形甚伟，较中华不同者甚多，然黑发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