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他更进一步推论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
《吕氏春秋》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
这是对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解释，这已与庄子的“万物皆一也”很接近了。
惠施对“大同异”、“小同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主张“合同异”的惠施，也不可能绝对不讲“离”。
同样道理，主张“离坚白”的公孙龙，也不可能绝对不讲“合”。
不过，惠施虽然讲“离”，但最终还是讲“合”，而公孙龙虽然讲“合”，但最终还是讲“离”。
由此可见，惠施着重在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公孙龙则着重在内涵的分离。
这样看来，“合同异”、“离坚白”两派的名称还是符合惠施、公孙龙思想实际的。
惠施的“历物十事”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
他善于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出哲学的概括。在“名”、“实”关系上，他是从现实存在出发的，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他和公孙龙的诡辩是有所区别的。
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
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所构成。
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
在万物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有“毕同”和“毕异”的“大同异”，也还有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就是“小同异”。
他把事物的异同看作相对的，但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包含有辩证的因素。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
《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认为物质{“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
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
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
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
《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
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
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
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睨”是侧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
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不过可惜的是，此次来大唐的名家传人，都是公孙龙的传承者，不过惠施的全部典籍，已经被他们带来了，或许，以后惠施的思想，会在大唐重新开出璀璨夺目的知识之花。
公孙龙最出名的，便是白马非马了。
据说当时赵国一带的马匹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批战马死亡。
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
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
公孙龙辩道：“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
公孙龙反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
公孙龙于是娓娓道来：“‘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其他颜色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关吏越听越茫然，被公孙龙这一通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和白马都过关去了。
“白马非马”这个中国哲学史上的著名命题，便由这个故事而来，《公孙龙子》中有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