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熹宗即位时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熹宗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可惜东林党好的少,烂的多,本质是大地主集团,这帮人起来对皇权是不利的。 加上魏忠贤和突然冒出来的韦爵爷都是厉害人物。 所以,眼下天启朝还算太平,阉党也按照正常历史,一家独大了。 几天后,内喀尔喀的各个部族忽然开始往喜峰口和古北口方向跑。 虽然之前建奴已经隐隐约约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可并没有太当回事,现在内喀尔喀部族几万人忽然大规模迁徙,这就坐实了他们已经与宝军达成了协议的事情。 最气愤的还不是建奴,而是科尔沁的宰桑布和,“卓里克图这老家伙太狡猾了!私下和韦宝达成了协议,把我们给甩了!还是我最先对他说要和韦宝接触呢,太狡猾了!” “父亲,说不定那老家伙就是一直装傻,可能他早就在和韦宝接触了!现在我们很被动,内喀尔喀要是投靠了韦宝,我们科尔沁一家,怎么供应的了金军庞大的粮食。” 此时的宰桑布和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感觉很懊恼,很后悔。 其实他是可以比卓里克图更先一步投靠宝军的,因为宝军不但与内喀尔喀有接触,也一直与他们有接触,是他自己一直摇摆不定,错失了良机。 卓里克图主要是妹妹和女儿都在建奴那边,感觉与建奴的关系更加亲近,加上对韦宝并不了解。 再加上辽东战事扑朔迷离,虽然建奴接连吃亏,但宝军似乎拿建奴也没有太多办法。 而建奴对蒙古的办法,肯定比宝军多,宝军的骑兵数量太少,对草原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加之宰桑布和从来没有想过把部族都迁移到关内去,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蒙古人在明朝两三百年的打击分化之下,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时期那个纵横天下的蒙古了,甚至对17世纪虚弱的明朝都造不成威胁。 明末时期的蒙古四分五裂,漠南最强的林丹汗号称蒙古大汗,但也只在漠南得到承认罢了,还有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 蒙古大汗只能支配辽河套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个鄂托克,仅被漠南诸部奉为名义上的共主。 漠北、漠西都不认他。 最强的林丹汗也不过两三万骑兵,首先兵力上有很大劣势。 而且在明朝经济打击之下,装备落后,远远比不上能从大明持续获得补给的后金。 历史上,林丹汗一直被后金打得抱头鼠窜,最后被打得逃离漠南,憋屈而死。 他的儿子额哲隔年投降之后,蒙古帝国道统也被后金抢了。 皇太极灵活运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拉拢部分蒙古部落,充分发挥“旗制度”的优越性,慢慢就把蒙古控制住了。 从经济结构上讲,漠北的蒙古各部多半还是游牧状态,而彼时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已经不是题主认为纯粹的渔猎民族了,而是有城寨可以居住的半农半猎民族。 这与两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在很早就已经开垦种地,而蒙古高原至今也就只有漠南适合大面积耕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哪怕当时的蒙古高原各部不分裂,也凑不出一支“几十万的大军”。 即使是成吉思汗时代,也是蒙古高原最繁荣的时代,在册户数也就五六万户。 蒙古四次西征每次也就数万兵力。 从组织架构来说,围绕古代中原建立的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内姓部落为主导,外姓部落为仆从,多个游牧部落组成的部落聚合体。 一般习惯称之为“游牧汗国”。 他们的首领一般叫“可汗”或“单于”,由内姓部落各酋长直接选举产生,军事民主制。 然而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坏规矩的搞成世袭继承。 而这就很容易由继承问题引发内耗,比如“诸弟之乱”。 当内姓部落在草原的实力在内耗中下降之后,新崛起的强部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建立自己的内姓部落集团重新主宰草原。 这类纯游牧政权比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甚至明初的北元也是有元朝体制空壳包装的游牧汗国。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球”看似很强很大,但实际上一扎就破。 内姓部落对草原的统治靠的是威望,而这种威望是建立在内姓部落的实力和影响力之上。 所以只要盯着内姓部落决战,消耗它的有生力量或者灭掉它的威风,草原自然而然就会“改朝换代”。 汉朝就盯着匈奴决战,恨不能像打霰弹枪一样多路出击,宁可一堆人在茫茫草原、戈壁上迷路到无功而返,只要有一路找到匈奴核心部落,逼它决战就能把匈奴打到崩溃。 唐朝也是就盯着东突厥决战,然后一战把突厥打到失势龟缩在漠南,薛延陀趁机崛起占据漠北。 然后又决战沉重削弱薛延陀势力,回纥可汗吐度迷乘机帅部投唐并联手灭了薛延陀,随后请求唐朝管辖漠北,这才有了都护在燕然。 明朝朱棣五征漠北,三次就追着太师阿鲁台部打,可能总计也就杀伤几千人。 然而阿鲁台在草原的威望被这么打的下滑很快。 不久瓦剌部的脱欢成为了草原众望所归的猛男,打败了阿鲁台势力,瓦剌暂时统一了草原。 而他的儿子正是后来明英宗的小迷弟“也先”。 另一种政权就比较可怕了,它的制度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