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在考虑与建奴和谈的时候，几乎没有怎么犹豫，韦宝是很想和谈成功，不想建奴阻碍自己发展，不想与建奴对耗。
因为韦宝知道历史进程，担心的点并不在建奴那边，而在大明内部。
当时明朝的两线作战，使注意力不能专注于一处。
资源本来就不足以支撑国家，又两边一起大放血，再强的体质也得倒下。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最终大明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
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兵骑兵混合编队，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只剩下孤零零的山海关。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日益严重，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直隶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
国本是封建体制的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满人入关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
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
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也是极为不合适的。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尖锐，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
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