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0年4月上旬的某一天，在香港岛深水湾的沙滩上，一群穿着西服的青年正高谈阔论些什么呢。这些青年就是香港济世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们。开办香港济世大学，用新式教育改变中国似乎才是朱大皇帝最早的理想，而且他也的确在这方面投入了数以千万计的金钱。兴建了香港济世大学、广州济世大学、上海济世大学和应天济世大学等四所近代综合制大学和数十所相当于小学、中学联办的书院，还有采用全西式军事教育的陆海军军校。
但是培养一名合格的大学生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似乎比建立一个帝国所需要的时间更加漫长。按照后世的教育流程，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需要十六年刻苦学习才能培养出一名大学毕业生。
即便是这个时代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远不如后世，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也比较简单，这个过程还是无法缩短太多。之所以仅仅用了四年左右就培养出了新大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因为在1840年代的中国和南洋，多少还是能找到一些马马虎虎相当于中学教育的华人青年。
他们从1846年开始入学，先是一年的大学预科教育，然后又是三年的大学正式教育，然后再是半年的实习，而且还不是后世那种随便混混都能毕业的大学教育，而是最严格最刻苦的学习——由于缺乏合格的生源，济世大学一开始只能用宽进严出的法子，许多入学的新生都达不到中学毕业的水平。所以1846年入读香港济世大学的华人新生有149人，现在毕业的只有72人，剩下的人有些是因为种种原因肄业。有些则是因为考试不及格留了级，要等到来年甚至是后年才能毕业呢！
而对于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对未来的前途却既是充满希望，但是又不无遗憾。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原来并没有想过要做官从政，更没有想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和他们一起来到香港岛，因为考不上济世大学，甚至连入读都没有。只能去鸭脷洲分校结果被朱济世裹挟上造反道路的学生，现在还活着的全都成了贵族军官！最小的也是少校男爵，有些人甚至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将军了！而他们这些真正的精英，却还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学毕业生，说没有一点失落是不可能的。
这一批的华人大学毕业生因为是朱大皇帝出钱培养的，没有交过一分钱学费，连衣食住行都让朱济世包了。所以在入学的时候都签了契约，毕业后要为朱济世服务最少5年！现在皇帝陛下已经亲自给他们每一个人安排好了工作——都是包分配的，而且由国家一把手亲自过问！实在是够牛逼了。可是大家还是有些小小的失望。拿到毕业分配通知单后，就聚集在这片沙滩上议论纷纷起来。
“我是学工学的，见习是在南洋行的香港造船厂，这次分配到南洋行的广州造船厂的蒸汽机分厂当见习工程师。薪水倒不错，每个月拿300块银元，转了正式工程师后还要翻倍。也算不错了，可惜不是入仕途。你们知道吗，当年我来考济世大学的路上遇到过左宗棠。他当时也就是个落魄书生，现在都是相爷了……”
“入仕途有什么好的？一个八九品的小官，每月就十几块银元的俸禄，就是比功名也不如我们啊。我们都是举人功名，我黄宽这次是去应天济世大学当讲师兼任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生，薪水有350块，说不定还能常常见到皇上呢！”
“要说分得好还得是容达萌，应天皇城公学副校长……搁在前朝就是上书房总师傅啊！将来太子殿下，几位王爷还有满应天达官显贵的公子都是他的学生，比我这个香港济世书院副校长可强太多了……”
“为什么总想要当官呢？就是当到丞相又怎么样？如果没有勋田。不过就是一年万把块的俸禄，比起洋行工程师也强不到哪里，如果能当上洋行大班。怎么都有几万一年吧？听说汇丰行的汤大班年薪十几万啊！我唐廷枢就是要当第二个汤大班。”
“当什么洋行大班，我冯子铭的人生目标就是自己开工厂当老板……那些洋人能生产的东西，咱们中国人也能生产！还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咱们的皇上不就是这样发家的？我打算先在兰芳行干上5年，就当是学做生意，再攒点本钱，5年后就自己做……你们谁有兴趣和我一起干？”
“做生意我是没有兴趣的！咱们这一代青年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我们不从政谁去从政？难道靠那些读八股文章的酸秀才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脑子大家还不知道？如果国家一直由他们来管，早晚会走上前朝败亡的老路……而且君主独裁专制制度在欧洲和美国已经被证明是落后了，现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不是行议会宪政，走天下为公的路线，可是我们的宪法还是钦定，立宪议会只是个花瓶，咱们这个国，还是一家一姓的私产！”
话说得正热闹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冒出来说了这么一番大逆不道的话，说得还是这么理直气壮，所有人都住了口，定定地看着说话的那个人。那人却豪不在意，气定神闲的。他身材魁梧，长着个面团团脸，五官倒还端正，并不是济世大学一期的毕业生，而是刚刚考入济世大学法学系预科的新生胡振国。这个人据他自己说是游历过欧洲、美国的华侨富商子弟，平日出手也极是大方，为人好交朋友，喜欢谈论政治，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