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我们现在离马尼拉还有二天的路程，不如我们在前面的小岛休息派人前去采购物资，补充给养物资”孙武说道。
“好带上翻译，和那个叫罗伯特的家伙一起去，哪里毕竟是西班牙人的地盘，以罗伯特名义采购物资，以免惹是生非，耽搁大事”朱云扬道。
朱云扬发现明末这段历史，居然和抗日战争前的国民政府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明末这帮流寇可能是几千年来最弱的了，李自成张献忠完全没有大局观，在满清不断入侵的时候，反而做帮凶，一内一外把大明拖垮，部队没有凝聚力是传统的军阀部队，李自成一片石大败后一蹶不振。
说道这里朱云扬从心里由衷的佩服毛太祖的政治水平，西安事变党内党外一致要求要杀蒋先生，毛太祖力排众议派周总理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为毛太祖发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生存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决定着统一战线的发展。
毛太祖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入了一个全民族抗战的崭新阶段。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军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而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共内战十年互相杀伐。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毛太祖以博大胸怀、捐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太祖为争取蒋先生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是能够在大目标下统一起来的。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蒋先生，当时中国的台湾、东北被日本占领，中国将被各地军阀分割小国家，当时在中国当时唯一可以控制有全国各地军阀、中央军、黄埔系、准嫡系和嫡系拥有几百万军力的国民政府党、政、军非蒋先生，没有第二人，所以蒋先生的存在促进了中国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蒋先生对中国的贡献不下毛太祖可谓一时瑜亮。
为了抗日，毛太祖决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国民党是执政的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达到消灭。如果事事都要同国民党统一，征得它的同意，那只能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在毛太祖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而且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政策、策略，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使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蒋先生，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当权派、势力派，但其也是坚定的主战派。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与他们联合；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必须与他们的顽固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忘记联合抗日的大目标。为此，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由于对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两党在八年中搞了不少磨擦，但始终保持克制没有发动全面内战，没有退出抗日统一战线。
毛太祖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就一再明确指出，在中国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主要靠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这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国人民的抗战，正是因为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才能在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下，坚持抗战八年整，中国没有亡国，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朱云扬回想到这里突然想到，自己在澳洲立下根据地后，不但要发展军事经济，同时不能放弃联络大明本土抵抗的义士，北方的格尔丹，南方的苗族兄弟，三藩余脉，大顺大西等抵抗组织。
看来自己要提前催熟民族主义，不能只是简单的反清复明，那是没有市场的国内的百姓已经被满清屠杀怕了，已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受害者者对于施暴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施暴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施暴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其他人。
受害会对施暴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施暴者手里，施暴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施暴者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