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这些天我在船上一直在想大明为什么会到今天这样，终于让我想出来了，大明不是亡于流寇，让鞑子奴役，而是大明财政败坏，天启皇帝时，中央权威尚在，天启皇帝通过魏忠贤派出矿监，每年仍可征到数百万两银子，局势尚可维持，朝廷仍可赈济灾民，抵御东掳。可惜天启皇帝早亡，崇祯皇帝没有经验，被东林党蛊惑，自斩双臂。”朱云扬道。
没有了锦衣卫和东厂的监督，江南豪富东林党没有制约，把矿监撤回，财政败坏，大明商税三十税一这是多么低啊，把本来应该向富人征收的商税免去，把本应向江南征收的税改向陕西和河南征收，致使两地顿时成人间地狱，大灾之年反而加税，民不聊生，人们揭竿而起，士绅更是大明身上的毒瘤，太祖皇帝为了鼓励大家读书减轻负担，规定秀才免征十亩以内的钱粮，只是近三百年来士绅这个阶层已经成了国家和人民敌人，贪婪残忍，农民起义军攻破士绅之家发现粮食堆积如山，不知多少腐烂在库里也不愿赈济灾民，老百姓不反也是死，这也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屡屡不灭。
“不错确实如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思，看来我们只能加强教育，岳武穆当年说过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夫无敌于天下，可惜让秦桧害死，致使南宋再也没有光复中原的机会了，”张复国心情复杂的说道。
崇祯十二年六月，因为东虏女真的威胁越来越大，朝廷在这上面的军费预算也是越来越多，尽管天下大灾，可朝廷开始加征练饷，用作编练兵马，购置军械。
这练饷实际上效果如何没有人能说的清楚，不过这练饷却把稍微平静下来的局面又是彻底的粉碎，加征练饷是小灾难，但下面的地方官吏借着征收练饷的机会，横征暴敛，为自己谋私利，这才是真正的灾难。
在大灾之年，本就是艰难无比的生活被加上了更沉重的负担，各地的纷乱渐起，又有大批的人投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的队伍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官逼民反。
崇祯十二年七月，张献忠和罗汝才设伏于罗睺山，将来攻击的总兵左良玉、罗岱的官军打的大败，罗岱当场被擒，左良玉的印鉴、旗鼓都是丢失在战场上，仓皇逃回了后方的营地。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天下震动，张献忠、罗汝才的部下中，除却一营外，其余被招安的各军全部再反，内阁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所谓和议招抚的政策，全告失败。
以当时崇祯掌管着大明这个破烂摊子，单单是此时大明每年的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就高达近两千万。
这么庞大的三饷，对于此时大明户部的年税收，只有四百来万两的大明朝廷来说，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哪怕有崇祯的内帑，以及其皇帝的个人收入，崇祯一年也填不上三饷这个大窟窿，只能不断的对百姓加派田赋，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要是没有三饷的加派，大明的税赋根本支撑不起朝廷每年庞大的开支，但三饷的加派也让大明丧失了底层农民的民心。
朝廷的三饷，辽饷每年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剿饷两百八十万两；练饷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三饷加起来，足有一千七百五十多万，甚至今年因为李自成和张献忠两股流寇再次兴起，使得朝廷今年征收的三饷会更多，估计要超过两千万两。
现在是薛国观主持内阁，他前几日竟然上奏，要求减免饷和剿饷，废除练饷，可是崇祯怎么可能答应呢！
即便是，崇祯同样知道，加派三饷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可他没办法，不加派三饷，他拿什么养活辽东庞大的明军。
不加派三饷，他如何支撑卢象升和杨嗣昌，此时分别在河南和四川的剿匪大军呢？
所以三饷不可能不征，甚至要多征，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崇祯根本无力解开。
征三饷，就等于让大明慢性死亡，而不征三饷，估计大明马上就要亡了。
朝廷没有钱不能赈灾，士兵没有军饷，饿着肚子如何能够打赢鞑子，平定民乱，仅李自成攻破北京就从官绅考掠出七千万两银子，当年崇祯皇帝向官员士绅募捐，说来可笑只募得白银几万两，可惜李自成考掠的银子都便宜了鞑子。
满清占据京城，如果没有南方的漕运，京城就是有储粮再多也早已经用完了，满人不耐热没有粮食的话怎么南下，满人的粮食从哪里来，总不可能从深山老林变出来吧，唯一的可能就是南方的粮食依然可以到达北京，至于运粮的渠道，海运。
只有海运才能大规模的将粮食从南方运到北京而朝廷不会发觉，而且海运可以将损耗降到最后，加之北京先被李自成攻破，又被满人攻破，人口亦有减少，所需粮食比之漕运可以减少许多，南方的粮价才会依然下降。
所以郑芝龙才会在清军南下时不作抵抗就降清，原来早就与满人勾搭在一起，可惜郑芝龙却打错了算盘，他以为投降满清后还能享受荣华富贵，不料结果先是被圈禁，后又被斩于市。
这虽然是朱云扬的猜测，暂时还没有证据，不过，应当八九不离十，满人如此对待郑芝龙这位有功之臣，除了郑成功的原因，恐怕更是害怕郑芝龙的那支水军，满人只知骑马射箭，他们既然无法控制，干脆毁去。
晋商是鞑子唯一册封的商户，原因很简单，山西的铁矿所产的兵器铠甲，都是“八大皇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