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州里面以颍川人才最多，但现在颍川人里的荀彧、荀攸、钟繇都拒绝了金良的好意，现在颍川的陈家陈群估计也不会给金良好脸色，但是金良还是想亲自去一趟，因为那里不只是有那个搞出败坏汉人乾坤的“九品中正制”的陈群，还有郭嘉，历史上诸葛亮和徐庶的师父司马徽隐居在那里还没跑去荆州，司马懿的师父胡昭也隐居在颍川，而且徐庶行侠仗义杀了人后也在颍川暂避学习。如果能够得到司马徽、胡昭、郭嘉、徐庶之助，天下不难平定。想到这里，便加快了下发征召人才的命令。
金良给了数十个青州籍士兵任务，去征召东莱太史慈和北海人王修、徐干、管宁、邴原，征召的重点便是太史慈将军。
金良担心太史慈此时已经因为得罪了青州官吏而远避辽东，知道太史慈对母亲很孝顺，就对前去东莱的青州兵士叮嘱道：“如果他们不在家乡，你们也可以把他们的父母接到荆州居住，到时候这些贤才自然也会来荆州。”金良后来又想了想，把这一句话叮嘱给所有兵士，在这汉末乱世，可能很多人才都飘零在外，但这又是一个百善孝为先的时代，只要能把他们的父母请到荆州，那么这些人才也会跟着来荆州，正如曹操请徐庶一样，但这是下策，不得已才为之。
随后又派兖州籍的兵士去请东程昱、满宠、李典、毛玠、阮瑀、梁习，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跟随了以兖州发家的曹操，他们印证了金良的一种猜测。“只有寒门子弟才会为了前程而抛家舍业背井离乡。而世家子弟通常只会投效家族所在的势力内以保障家族的兴旺。”所以。虽然金良发了招贤书信，却也对兖州这几个人没报多大的期望，毕竟自己眼下不能将兖州占据了。
然后就是派荆州籍的兵士去请张机、李严、李通、蒯良、蒯越。在这荆州人士里，金良最看重的便是张机。
张机便是大名鼎鼎的医圣张仲景，仲景是张机的字。在这汉末乱世，毁灭大汉元气的不只是战争和灾荒，更可怕的是战争灾荒之后的瘟疫，像曹操赤壁之败。死在瘟疫上的有九成，只有一成死在周瑜之手，很多文弱书生如陈琳等建安七子多死在瘟疫之中，而张机张仲景所撰写的《伤寒杂病论》里的许多方子都是针对瘟疫的良方，有了张仲景坐镇北方，相信陈琳等人以及数百万百姓的命都会有强大的保证。
金良记得，张机是建安（公元196年－220年）初年才担任了长沙太守，没当多久，因为不堪官场争斗辞官回家专心从医。现在的张机还不到四十岁，仕途还没开始多久。对仕途还很迷恋，金良就许诺给他一郡太守的位置。同时兼任河北医学院院长。实际上，金良对张机的行政能力不抱信心，等他来了，就会发现专职是医学院院长，郡太守才是兼职。
从小精通博书，并对医学有相当的爱好，青年时期便十分敬佩战国名医秦越人观色察病的医术，感叹当时的名士但求在官场上追名逐利、趋附权贵而从不留意医药学。其后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后来医术精进超过其师所授。
曾被举为孝廉，后来官拜长沙太守。人称张长沙，其药方集册亦被称为长沙方。
张机不仅医术精湛，十分重视医德。他认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除了要有高明的医术、更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工作，并要有创新的医理研发精神，因此张机曾在他的著作当中对于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恶劣医疗作风批以草菅人命，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又痛斥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成规的庸医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另外并驳斥了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这种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
当时荆州疫病流行，民众乡亲伤亡甚重。不但得病者众，而且痊愈机率甚低，对学医的张机来说不啻为医术之路的动力。大约在一九六年—二o四年，不到十年时间，由于瘟疫病流行，张机家族二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伤寒病而死的占十分之七。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传染病的研治上。他总结前代医学的理论和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了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对病理，诊断，治疗以及用药，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医学著作。后来流传下来的是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辑整理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种。
张机毅然辞去官职，专攻医术，决心要制服瘟疫。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了历史上汉代以前的医学成果，更曾密集走访洛阳、河南、湖北、四川一带收集民间治病的方式整理成册，并收集病理的数据，加以归类和分析。将他所收集分析的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总结和提高，并刻苦攻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在建安十五年着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该书原本散佚，经后世医家搜集整理，分成现在流行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该书属于临证医学实用技术范畴的名著。
张机在该书中创用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继承前人关于“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辨证施治的原则。并取医经家、经方家两家之长。熔为一炉，根据《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