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士是一次刚刚开了头，就可能中断的政治改革尝试。在原来的勾画中，这些人将取代那些昏庸无能、以诗赋文雅为傲的权贵。只是考虑到誉士们的出身，这样的政治改革不过是一批贵族替代了另一批贵族，像陈且、陈敖这样的庶民誉士少之又少。
而今，民众的力量将引入政坛，也就是所谓的外朝制度。这种外朝制度不但与行之已久的燕朝制度有所不同，而且和曾经发生过、史书有过记载的外朝制度也有所不同。以前的外朝不过是国家大事的一次广泛性咨询，涉及的包括贵族、百官、国人三种势力，而新外朝制度则是巫觋、贵族、国人三种势力。
百官由此分成两种，一种是技术性官僚，如工尹、玉尹、司会、史官、工师、铁官、集尹，以及大小军官；另一种则是政务型官员，如大夫、县尹、邑尹。技术性官僚不必参与政事，除非政事涉及自己的本质；政务型的官员无权参与政事，因为他们的职位本就是政事争议的焦点。何人为官、何人不为官，为官政绩如何，这些都是每次召开外朝需要争议的议题。
简单的说，这类似于sān_jí会议，百官看似逐出了政坛，其实他们绝大多数本来就是贵族；而巫觋，考虑到楚人、夷人，还有越人的传统，则被纳入了外朝体系。信仰的力量不可低估，庶民又笃信鬼神，战前士卒都去求什么‘百兵莫向’符，把这支力量排除在外是极不明智的；国人则从之前仅仅回答是与否的摆设，开始拥有提问、参与决策、监督的权力。
新外朝制度的推行，自然而然会影响正朝制度和燕朝制度。正朝七百多朝臣将会产生极大的更替，最少一半贵族会失去原有的朝议之位，从而让位给巫觋和国人；燕朝因为宽大，很多时候都坐不满，因而没有失位的问题，但朝议应因此变得复杂，甚至是久持不下。
除了新外朝制度带来的种种变革，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将会促使普及教育和报纸这两项涉及政治事物的产生。教育没有必要高深，但它的内容和教育方式非常讲究，最难之处有二：其一，国史如何编写？
既然准允治下诸国复国，国史自然不再是楚国史，而是鲁国史、越国史、吴国史、宋国史等等等等，各国之前本有互有攻伐，吴国还曾占领过楚国郢都，这些攻伐史想瞒是瞒不住的，毕竟有些事迹本就是本国人自豪的事情，比如吴师入郢、勾践灭吴，但如果写了说不定又要挑起彼此间的仇恨。
第二是教育本身。既然已经是各国、既然要培育各国的民族精神，那各国就不能再说雅言，而是要转而说本国方言。楚人说楚语、越人说越语、宋人说殷语、夷人说夷语，这些语言一千年前就已存在，一直流传至今。只是，有那么多说本地方言的老师吗？即便是有本地士人，他们说的也多是雅言，让他们该用方言教学，这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
由一个完整的楚国分割出数个国家并不困难，楚国的县向来都是循例而治，不过只是把原有的公族迁走了而已。复国再把拿走的东西装上、把县邑官吏撤走即可。可要将一个贵族制国家变成一个民族国家，那就是一件无比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师资力量极为不足，恐怕很难在十年内把浑浑噩噩的庶民变成热血满腔的中二愤青，但只有中二愤青才是最有战斗力的。
连宴十日乃至连宴十日之后，燕朝继续商议新外朝制度以及普及教育两项事务。新外朝制度势必会引起贵族们的普遍反对，尤其是县尹、邑尹们的反对，但他们的反对并不具备什么力量，因为国人是改革的受益者，巫觋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巫觋如果不进行鼓动、国人如果拒绝听从县尹、邑尹的号令，他们的反对将虚弱无力。
而从较为自私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即将发生的现实——十年后秦军攻楚的现实，还是允诺各国十五年后复国的现实，这些地方都是要失去的土地，发生在这些土地上的权利争夺与楚人没有直接关系。既然是本来就要失去的东西，何必拼命去反对？鲁国是鲁国人的鲁国，和楚人何干？
至于太宰沈尹鼯提出的各国可能与秦国苟和之说，连与他立场相近的子莫都表示反对。且不说军权掌握在楚人手中，即便这些国家被秦军占领，地方级的新外朝依旧会形成新的反抗中心——郡县制的秦国只有一个中枢，这个中枢如果被击毁，那整个国家就会陷入瘫痪，贵族制度的楚国、新外朝制度下的各国则有众多小型中枢，即便国都被击毁，只有还存在贵族、还有国人代表、还有巫觋，那么他们就能重新集结出组织，进行新的反抗。
组织才是战斗力的根源。没有组织的散沙民众非常非常容易被征服，容易到男女老幼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万人的满人可以轻易征服人口数千万的明朝。宗教确实是资产阶级麻醉人民的鴉片，但宗教更是民众最后的组织。面对外敌入侵，斯大林不得不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东正教神父，开放所有早就被政府取缔了的教堂和修道院；至于战后再次取缔，同样证明宗教是国家机器的有效抵挡者，官僚组织生来就必须仇视除己之外的一切组织。
春天似乎要比冬天更加寒冷，庙见前一天的清晨，熊荆刚入中廷就觉得冷，哪怕中廷的炭火一个晚上都在燃烧。
“臣拜见大王。”淖狡、昭黍等人早就在中廷等着了，他们昨夜并没有回家。
“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