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计财一次打赌就赢了二愣子满满一驴车西瓜，这一驴车西瓜前后变现就赚了二百六十余元钱。乐的王计财手舞足蹈，做梦都笑出声来了。他准备等野草乡骡马大市开市的日子到了，就到驴市上好好选一头母驴，买头母驴回来将来专门饲养牲畜，让它每年生一匹马，然后再将毛驴换成马，然后再让马生马，这样不用多长时间也能成为当地的万元户了。
王计财是当地的一个奇人，这人有两大绝技。一大绝技是一眼就能看出货物的重量，让所有的称重器具瞬间黯然失色。另一大绝技是心算超过所有的算盘和笔算。让所有手持算盘和笔算的人望尘莫及。据当地人们说，王计财长着一双鹰眼，长着一颗绝顶聪明的脑袋。无论地上堆放着多少货物，这货物不论是棉花还是铁器，土豆还是玉米，王计财只要看一眼，这堆货物的重量立刻就能判断出来，其误差仅在一公斤上下。这让那些掌秤的人一瞬间惊叹不已！这一大堆货物，就是分批过秤，还有个头高头低，加起来上下误差都超出了王计财一眼判断的误差范围。而如果算起账来，较为复杂的运算，别人拿算盘或者笔算，都比不过王计财的心算又快又准。王计财的脑袋有多半个脑瓜顶子脱得没有一根头发，光溜溜的就像一颗深黄色的干葫芦。人们说那是用脑过度造成的，说王计财的脑袋从来不休息，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着转，就是睡觉做梦也在算计着，做着算计的梦，时间一长就把脑袋上的毛烧化了，毛根也枯萎了。因为他们认为就是电脑也得转几个小时就得让它歇歇，要是连着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冒了烟的，更何况是人的脑袋呢？所以当地人得出个结论说，王计财的脑瓜顶子变成黄葫芦就是因为脑袋连着转不休息烧得。而王计财倒是没往这里想，他只是觉得，人家头上有头发，这头发不论是黑的、白的，黄的还是黑白黄相间的杂毛发，总归是有头发，就像个脑袋。像他自己脑瓜顶子上连半根毛也没有，怎么看，怎么不像是个脑袋，要是把眉眼捂上一看，那纯粹就是一颗黄葫芦。而王计财又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于是他就特别重视那脑袋上有头发的少半部分。他将这少半部分的头发留得很长，企图让它们延伸到那脑瓜顶子上，将那光秃的地方盖住。但是那一缕头发总是背离他的心愿，一不注意就掉下来了。或许也怨不着那缕头发，因为那脑瓜顶子太光滑，在上面呆不长久，就滑落下来，却反倒把眼睛给盖住了。但他还是锲而不舍地将滑落下来的那一缕长发再用手拢上去。于是这经常拿手拢那一缕长发，就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了。但这些琐碎的举动丝毫不影响他的卓越的算账才能的发挥。而王计财的这两个非凡的本领，都是在大锅饭年代当生产队会计时炼成的。
那个年代是人们刻骨铭心，用贫困与饥饿记载着的年代……。
那是农村人民公社化时期，王计财曾经是生产队会计，他手里的那个算盘珠子决定着每家、每户、每一口人的生活命运。村子里贯彻的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政策。而到年终你是多劳了还是少劳了全在会计的一句话，因为每个人的劳动记录都是工分制，这个工分账本都在会计一人手上掌管着。每一个人在每年的年初要按照劳动能力进行评分，按照十分制评定。壮劳力最高的评为十分，差一点的依次往下减。如果评为十分的成为全劳力，评五分的为半劳力，也就是劳动一日全劳力按照十分记账，半劳力按五分记账，然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计算起来，这叫每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的底分。也是每一个人年终结算领取口粮的计算依据。如果一年下来做不够这么多工分不仅不能按照实际做了的工分数量结算分粮，相反还要倒扣。但是这每个人的劳动工分自己无权记账，都在集体账簿上记着。那时候村里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文盲占得比例很大，而且文盲在急剧地增加。这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一是由于农民们家庭贫困，没钱交不起学费，孩子们上不起学；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工分制管理，家里没有劳动力去地劳动，年终就领不回口粮来，来年全家人就得饿肚子，所以大多孩子们小小年纪就不上学，回家当劳力，爬在地里劳动了。按照现在的劳动法规定，是禁止使用童工的。但是那一阵子童工种田劳动、放牛、放羊是常态。因为不这样就领不回粮食来，全家人都得饿死。再一方面，农村里一种思想风潮也在左右着人们的精神追求，那就是贫下中农大老粗最光荣，最伟大！越是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越革命，越思想好，越光荣。所以人们往往以大老粗没文化为荣。人人乐于以大老粗自居。村子里经常召开农村社员大会，就让贫下中农文盲上台演讲。因为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生活贫困，上不起学基本都是文盲，这贫下中农演讲，事实上就是文盲演讲。一张口就出洋相。
有一次，野草公社组织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全公社所有的学校都停课，排队来到野草公社参加会议，接受教育。野草村的一位贫下中农代表又是野草村的革委会主任，讲述他的模范事迹。这位村主任被请到主席台前，还有同村的妇联主任也作为主席台上的干部坐在这位队长的身边。一会儿，主持会议的公社主任拿起话筒讲话：“全体公社社员同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举行全公社社员大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