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最大最富庶、最文明最繁华……几乎占尽所有美好词汇，且都可以冠之‘最’，没有之一的伟大城市，汴梁城。此刻正笼罩于暴风骤雨的袭击下。
接连三天的倾盆大雨，灌满了汴梁城的所有河渠；皇宫里高耸的殿宇楼台、朱雀门外的驿馆、酒楼，记院高悬的绣旗、珠帘，全都在大雨中若隐若现，失去了平曰的神气活现，变得垂头丧气。
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天地间亮如白昼，照亮了被水帘所笼罩的大内皇宫，也照亮了韩相公那张苍白的脸。
汴梁皇城、枢密院使签押房中。
自从收到欧阳修寄来的‘范文正神道碑文’，韩相公便一直保持枯坐的姿势，签押房的属僚大气不敢喘一声，连动都不敢动。
闪电过后，一声炸雷响起，惊得韩相公打了个寒噤，他收回望着屋梁上方的目光，定定神，就着烛光再次去看那封信。
那根本不是什么神道碑文，而是一封触目惊心的检举信，信中，欧阳修将一个惊天贪腐案件，用他那排山倒海的文笔写出来，自有夺人心魄，令山河变色的杀伤力。
说老实话，韩琦还在当枢密副使的时候，早就知道岭南的军方不干净，也曾向朝廷提议过，将南方的厢军裁汰重编，以节省用度，然而数次上书都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了。
不久之后，他也稀里糊涂被赶出枢密院，调往地方当知州去了。后来他才明白，自己的这是断人财路了……都说大宋文官的待遇高、赏赐厚，但那指的是高官大僚，官阶越往下，收入便递减，到了七品以下的京官，跟汴京的厨子、裁缝也差不了太多。
更别提人数众多的吏员阶层了，收入只能用微薄来形容，在汴梁这座物价腾贵的大城市里，也就是勉强糊口。
而大宋对官员贪腐的防治，可谓十分得力。官员任官前，需要至少两名官员保举，将来出了贪污问题，保人和直属上级也要受到处罚；而且曾经受过处置的官员，哪怕没有被逐出官场，以后升迁磨勘都得靠边站。何况还有那么多等着上岗的‘冗官’盯着，所以宋代官场的贪污案极少。
但是，只要是人治社会，你就别指望能杜绝贪腐。东边不亮西边亮，政界污不了还有军界……大宋朝虽以‘重文轻武’著称，但那是指在政治地位上的压制。在财政上，七成以上的收入，都投入到了军队中。而军队内部，向来是自成一体、连皇燕京无法过问的，自然变成贪腐高发区。
防御夏国的西军和精锐的禁军还好些，将领们只是小吞两成空额，并不敢吃相太差，对南方……北方的朝廷向来视之为软弱富庶、随意压榨的大肥羊、大粮仓、大银库，从来不相信南人会造反，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连软弱的南唐和残暴的北汉都能安稳统治的一群人，在大宋朝文明的阳光下，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又怎么会造反呢？
所以长江以南的军队，越往南就越肆无忌惮的贪腐，而且南方人极富经济头脑，他们利用军队的超然地位，大作垄断贸易，赚到的金银，又比贪污来的多得多，将领虽然政治地位低下，却一个个富比王侯，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奢侈生活。
但太祖皇帝收天下精兵于京畿的策略，让南方将领们再富也不敢有想法，只能乖乖受朝廷的节制。对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文官，自然要孝敬到位，每逢年节，必有重礼送至各衙门……当然，是假托某某商人的名义。
大宋朝不许官员个人贪污，却没规定衙门不能接受馈赠，因此这钱，文官们拿得心安理得、毫不手软。
作为对价，他们则充当了武将们的保护伞，哪怕是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只是不取这种孝敬，却觉着对军队的[***]应当宽容……因为在大宋朝的官员看来，武人本就素质低下，不贪污才叫奇怪哩。只要能老实听话，贪点就贪点吧。
只是没想到，岭南没乱，岭南之南却出了个侬智高。
庆历新政失败后，所有君子党人都在反思，为什么会败得这么快？韩琦也不例外……回首庆历之初，新政多大的声势？上有官家态度坚决，下有一众名臣众志成城，外有朝野声援震天，却仅仅持续不到一年，便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究其原因，不过是新政伤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所以便有无数官僚站在新政的对立面，使旧党迅速强大起来，并抓住欧阳修的昏招，将新政领袖们拖入党争的泥潭，使官家感到恐惧，才打了退堂鼓。
总结教训，韩琦终于意识到，古往今来，个人或几个人，永远无法跟庞大的官场作对，哪怕是皇帝，也没那个本事。
反思之后，许多人都做出了改变。最先改变的，便是天资绝伦的韩相公。打那之后，他便开始顺势而为，果然第一个从失败中走出，重新回到京城，当上了枢密使。
很快。京城百官便发现，韩相公果然变了。虽然本身高帅富，不屑于接受任何馈赠，但对下属们的利是，也学会睁一眼闭一眼了。
坐稳位子后，韩琦便开始提携老战友……除了余靖之外，他还想把欧阳修夺情起复。在宋代，夺情算不得什么，在欧阳修文坛声望如曰中天的时候，这也是顺势而为。
余靖的反应让他很欣慰，心说连这个汗臭汉都变了，你老欧阳也不会还是那根搅屎棍吧？
现在答案来了，还是。
让韩相公聊以自慰的是，欧阳修终究还念着当年的战友之情，或者感谢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