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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恪从没想过独吞东川的铜矿，这是在大理的地盘上，段家和高家两大地头蛇的夹缝中，若是光让他们眼红吃不着，肯定要出大事的。
何况限于开采技术和人手，在几百年时间内，东川的铜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根本开采不完，让他们帮忙为大宋挖铜也是好的么。
而且他并不担心，他们会威胁到宋朝的货币安全。因为宋朝各种年号的‘大宋通宝’，是大理唯一的流通货币！
这并非宋朝强加给大理，而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前面说过，大理的商品十分丰富，刀剑、甲胄、良马，都是广受欢迎的热销货，内部的商品流通也很发达。商品流通离不开货币，而大理国一直就有铜矿存在，可他们却一直受困于通货不足的窘境。
因为大理是真正的封建社会，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绝对的权力。所以除了段家所铸的‘通宝’之外，高家和杨家也都曾设场铸币，但是三家互不承认对方的铜钱。而且他们的技术、铜质都不过关，同一种币值还大小份量不一，所以铸造的铜钱不能当作货币流通，只能按铜的份量作价使用。
结果唯一受三家承认、能在大理流通的货币，反而是通过贸易顺差流入大理的大宋通宝……使用宋钱做硬通货，大理并非个例，大宋周边的日本、朝鲜、交趾、蒲甘等一系列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乃至貌似强大的辽与西夏，也摆脱不了本国钱币不如宋钱坚挺的怪现象。
陈恪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因为后世的美元就是如此。而且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美元。因为宋朝的经济强势地位，各国间贸易的结算，都不约而同的使用宋钱。当然宋钱也确实有其过人之处，比如造型优美、不易被仿制等……当然不易被仿制也是相对的，如果仿制的主体是国家，被仿制也是难免的。
不过没关系，因为贵金属货币的好处，就是不怕伪造。只要它分量足，民间就认，分量不足，民间就不认，也不会损害宋钱的名声——因为宋朝的声望实在太高了，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宋钱是最好的，不好的都是仿造的。
这就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像辽与西夏那样的大国，尽管在军事上轻视宋朝，但在官方铸币时，竟会大量铸造宋朝的通宝，至于本国钱币，却只少量铸造，撑撑门面而已。而大理、日本这些国家，更是彻底停掉本国货币，将宋钱作为本币。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没有‘铸币权’的意识，仅仅因为宋钱是国际结算的唯一货币，便将一国币权拱手相让。如果宋朝人足够聪明，完全可以把持整个亚洲的经济大权，通过大肆铸币，让整个亚洲为自己的通货膨胀买单……
可惜，宋朝治国的儒生们，根本没有这份眼光智慧，相反，他们只看到宋朝因贸易逆差而流失的铜钱。高达千万贯，造成严重的钱荒。因此明令禁止铜钱出境。比如《宋刑统》中就明文规定：‘诸将铜钱入海船者……十贯流二千里，从者徒三年！’
当然，这个规定早已形同虚设。但你如何指望他们的榆木脑袋，能想到去主动的利用手里的超级铸币权，让亚洲各国成为大宋的打工仔？
好在现在有了陈恪，他自然要让宋钱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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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早为两家预备好了矿区。他将东西两片距离东川最远的矿区，划分给了段家和高家。这两片矿区的铜储量并不低，只是运输麻烦了点儿。但这不是陈恪操心的问题……
对段、高两家而言，得到的矿区紧邻自家领地，也是不错的结果，所以都没有意见……只是一想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现在竟要靠别人施舍，两家难免有些凄凉。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挖出来的铜矿，需要通过红水河外运，在广南西路梧州钱监铸币，才能变成大宋通宝。
如果铜矿运不出去，也只是一堆破铜烂铁，一文不值。
红水河在陈恪手中，就掐住了他们的命脉，让他们不得不乖乖与朝廷合作。
最终，两家与红水河河道衙门、广西梧州钱监订立五年合同，每年运输五百万斤铜锭铸成大宋通宝，一半归两家所有，一半归朝廷。
但在实际生产中，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将铜矿石，锻炼成合格的铜锭。只能将开采的矿石粗选后，运到东川城的炼铜场，求汉人帮忙冶炼铜钱。但炼铜场接自家的单，就已经忙不过来，哪有功夫伺候他们？
所以两家只能加钱求插队了。结果，这样层层盘剥下来，两家只能获利两成，不得不将大头奉给朝廷。也算提前一千多年，尝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痛苦……
不过就这样，两家也甘之若饴，毕竟数额太大，获益还是十分可观的。杨家也坐不住了，杨义贞亲自跑到东川城，求陈恪也给自家个受剥削的机会。奉行‘均衡政策’的陈大人，自然一口答应。
到了嘉佑四年，竟然一半以上的铜矿石，都由三家提供，他们所征发的矿工，最多时超过十一万人……当然，段家只有一万人。
而陈恪招募到东川的汉人，则主要从事冶炼和运输。当初开凿红水河的十万民夫，在参观了初具规模的东川城，得知了一系列优厚的政策后，有四万多人选择留下来，或者回家后再返回。
到了嘉佑三年底，东川城中已经有十万汉人，其中一半是驻军，一半是工匠。加上白蛮和乌